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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次“反围剿”中，虽然对苏区制定了严厉的经济封锁，但也知道仍存在一些秘密交易渠道，不过他们有时也有意允许这些秘密渠道的存在，因为这对他们的经济封锁更有利——这正是对苏区经济战的秘密之处，那就是吸引苏区资本单向外流。

  其实，苏区发生的一切通过谍报人员了解得十分清楚，经济封锁给苏区造成了巨大损害，这也正是他们所期待的，不过不仅如此，的经济封锁专家们还在聚拢来自苏区的财富——大量的银元。

  通晓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专家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对某地进行经济封锁，那么不但会造成此地的物资短缺，而且会导致资本外流。当时，苏区的银元正在大量流入国统区。

  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苏区通过秘密渠道从国统区购买食盐、洋布、石油类产品等都需要用银元结算，但苏区的大米、纸、木材、樟油、钨砂等又不能大量输出到国统区，苏区也就没有办法获得银元，由此形成了银元的单向流动。

  长期的单向流动就造成了苏区流动性严重短缺，现金流量日益减少，由此又形成了通货紧缩，到了1933年，中央苏区甚至已形成了流动性枯竭，在市场上已经见不到银元了——这是十分可怕的现象，市场上不得不进行以物易物，这就如同回到了没有货币的原始社会。

  与此同时，一些官员还利用经济封锁大发横财——这种谋取暴利的方式也等于是在加重苏区的货币枯竭。他们暗中让一些商贩进入苏区，然后以低廉的价格买入农产品，再运到国统区以高价出售，这就能赚取大笔利润。

  如在1932年，一些官商来到万安和泰和等地，这里5角就能买入一担稻米，等运到统治的赣州，就能以一担4元的价格卖出，所获利润高达7倍；同样，从统治区的嘉应州可以以1元买入7斤食盐，运到苏区后就能以1元12两的价格卖出，这又是一笔暴利。

  这导致1933年苏区内农产品价格回到的正常水平的时候，食盐和布等价格仍保持高位，此前1元10斤的食盐、1元1匹的布，最后分别上涨到10元1斤、2.2元1匹。

  因此，在军事和经济双重封锁下，尽管红色根据地竭尽全力对抗的经济封锁，但还是出现了经济危机，至1933年春夏，根据地粮食歉收，工商业凋零，一些重要的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如食盐、布匹、药品等，价格都非常昂贵，汀州、上杭、雩都、瑞金等县也都发生饥荒。

  严重的局面迫使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考虑经济政策。造成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在金融上。

  对于苏区货币及金融需求量，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的吴亮平曾做过一个简单贸易需求推算，他说：

  苏区居民每人每年至少消费食盐6斤，如果以3斤1元计算，那么每人每年需要2元；每人每年布衣一套，也需要2元；苏区人口约为300万，那么仅食盐和布匹消费就需要1200万元。再加上白糖、石油、药品、火柴、文具等其他工业品，那么每年进口需要1500万元以上。

  苏区中央政府主席在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也曾做过一个估算，他说，每年输出稻谷约300万担，进口900万元的食盐和600万元的布匹（《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报告》）。

  中央苏区每年进口额大概是1500-1800万元；同时，以1933年出口稻谷300万担计算，其中苏区政府出口120万担，农民个体和合作社出口180万担，以2.8元一担计算，那么300万担合计为840万元。另外，钨砂是另一主要出口物资，1932年至1933年收入284.6万元，1934年收入313万元；以1933年中央苏区公布的正式贸易额（包含苏区政府和各个合作社）以及非正式贸易，出口总额为1200万元，进口总额1500万元以上，可见食盐和布匹的进口额远大于稻谷和钨砂的出口额，仅仅通过四种主要商品的简单计算，就相差数百万元。

  由此可知银元流入和流出不平衡的严重性——这也正是对苏区经济战的核心打击方式。

  银元的入不敷出，首先导致了政府财政失衡，要扭转金融局面绝非易事，第一步是要平衡政府财政。

  苏区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得不于1932年和1933年先后三次发行公债，其中前两次为革命公债，后一次为经济建设公债。1932年6月发行的革命公债总计60万元，10月发行的第二次革命公债120万元，1933年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933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同时颁布《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动员一切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从经济建设这一方面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普遍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与一切生产品的产销，发展对外贸易，这样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奸商的残酷剥削，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是当前的重大战斗任务。”

  “为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改良群众生活，充实战争力量，特发行经济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经费。”

  每张公债分为上半部的主券和下半部的副券，中间盖有红色圆印章，印章中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四周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文字，印章的右下端是“主席”，左侧是“国民经济人民委员林伯渠”“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名字之后均有个人印章，右侧则写有公债年息及付息时间。

  另一方面，就是要提供货币供应。在初期贸易中，主要使用的是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和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但这些银元主要是通过贸易获得的，且长期单向流动，银元已经枯竭。未解决流动性严重短缺问题，苏区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自己的国家银行和铸币厂。

  1931年5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把兴国造币厂升级为省级造币厂，扩大生产能力，以大量铸造“大洋头”、“小洋头”和“老鹰头”银元。当年7月，中央政府再向江西农工银行注资5万元补充基金，一是为了大量印刷发行铜元票，二是为了回收销毁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发行的暂借发行券。

  及时回收和销毁暂借发行券意义重大，因为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期，红军所建立的根据地时间不长，民众对红军、苏维埃政府还不甚了解，对红军所发行的暂借发行券还有所疑虑，不知红军能否打赢这场战争，如果红军失败，那么该债券就可能没办法回兑。

  红一方面军赢得第一反“围剿”的胜利，保障了该债券的存在意义。当江西工农银行开始回收这批债券的时候，实际上也就等于在根据地建立了信用。对于没有黄金、白银和外汇作为货币、债券发行基础的银行来说，这种信用就很宝贵的。

  在金融行业，历来有一句话叫做“信心比黄金重要”，当民众对这家银行信任后，即便该银行没有黄金、白银和外汇，也仍旧能建立起市场，靠的就是民众的信任，也就是银行自身的信用。

  正因为如此，当江西农工银行开始发行铜元票的时候，尽管这批早期纸质货币没有一点硬通货抵押物，印刷粗糙，但根据地的民众仍然给予了极大信任，商贩也积极使用该币——商贩的接受和使用，标志着这种纸质货币的成功，一旦在流通领域建立信任和市场，那么就可以大量发行了。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赣南瑞金成立后，东固印刷厂与兴国印刷厂、东固造币厂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江西工农银行与闽西银行相继合并，分别组建成立了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国家银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在1932年2月1日正式成立的，隶属于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行长是毛泽民，副行长李六和，贺子珍为印钞所长。这家中央银行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小的央行了，总计有5名工作人员，开行资本金为100万元。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苏维埃国家银行和一般央行一样，下设分行、支行以及兑换处，除担当国家金库职责外，也可以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等一般银行业务，另外，它还有两个重要任务，一是作为央行发行货币，二是发行债券。债券包括革命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

  苏区国家银行成立了，但怎样货币供应仍是一个难题。通常，作为国家银行应该发行统一的货币，但苏区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都是特殊的，首先苏区是战时状态，苏区处在封锁状态。

  首先，由于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印刷纸币所需要的纸张、油墨等材料无法从外界购买。

  当时，在筹建国家银行前，已经通过在上海的党组织订制了票样影制铜板，然后秘密运往苏区，但是没有想到在途中被查获，这一事件导致国家银行成立后迟迟未能开始印刷纸币。在纸张方面，既不能从国统区购买，也不可能长期依赖从苏区以外输入，否则一旦输入途径被切断，就可能会引起货币供应紧张。为此，毛泽民决定还是要想办法就地取材，自行制造纸张。

  于是他带领造纸工人，上山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纤维用作纸浆原料，回来后再掺入适量的细羊毛，在进行了多次试验后，终于制造出质地细密柔韧、具有一定防假冒伪劣性能的钞票纸。油墨苏区既没有原料也没有技术，就只能依靠从外界输入了。

  当时，在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发动龙岩、漳州战役后，打通了与福建的通道，就通过地下党在厦门购买到了一批油墨。由于票样影制铜板未能成功运到苏区，中央印刷厂的技术工人就把江西工农银行原有的印刷铜板剪贴改造，成为新币铜板。

  当时，苏区货币也是不被国统区承认的，因而无法和正常国家的货币一样汇兑；另外，苏区国家银行没有充足的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基础，不可能建立金本位或者银本位货币体系；再者，国家银行当时的状态主要是为了应对与国统区的贸易，这又要求央行必须要提供能在国统区流通的银元。

  对这些问题，国家银行巧妙地将货币体系一分为二——首先，在苏区内，发行“银元券”纸币，作为银元的纸质货币，与银元等值，面值为拾元、伍元、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7种。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批国家纸质货币正式开机付印。由于苏区中央政府在苏区内被群众广泛接受，因而这其实就是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货币，苏区内部交易可以据此照常运行而不需要消耗大量的银。

  不过，作为货币信用的一种保障，还是需要一定的银质货币支撑。为此，苏区国家银行还发行了低面值的金属货币“银豪”，也就是辅币中的角币。其他的还有一套苏区铜板，为辅币中的分币。一分面值的铜板，由红铜铸造，重量约1.8克左右，直径18毫米，厚1毫米；伍分铜币重量约7.1克左右，直径26毫米，厚1.7毫米。

  当时除发行银币券和铸造壹圆面值“工人”银元外，还铸造了一分、伍分铜币和贰角银币。其中壹圆面值“工人”银元是能在国统区流通使用的。

  苏区初期的一种货币就是“截印银元”，即在“袁大头”或“孙中山银元”上加印“苏维埃”三个字，表明为苏区货币。这样做的好处是，苏区银行不必投入纯银印制自己的银元，仅使用加印的办法，这样也不可能会发生货币币值变更，仍具有原有币值和流通性。

  但是，这样做很快产生了不利影响，那就是在赣州城内很快出现了这种“苏维埃银元”，于是立即宣布“苏维埃银元”禁止流通，进而又导致贸易量下降。当时，国统区的商人们最喜爱的还是墨西哥银元，但中央苏区造币厂没有铸造墨西哥银元的铸型，无法生产这种银元。未解决这一难题，苏区中央决定，从上海购买设备。

  此后，吴亮平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江口贸易分局。江口贸易分局再通过赣州豪商，从上海购买了墨西哥银元的铸型和造币机，交付中央造币厂。再可以铸造墨西哥银元后，贸易额重新上升。

  造币厂以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为基础，于1931年11月在瑞金县洋溪村建立了中央造币厂。当时货币材料只能在苏区内解决。铸造银元需要大量的银，但中央苏区内没有银矿，也无法从外界购买大量的银，中央造币厂只好广泛收集银器皿和银首饰，熔化后作为银元材料。

  1932年，造币厂终于铸造出了币值为贰角的银毫。贰角银毫重一钱四分四厘，银质较纯。银豪分别为1932年和1933年造。

  当时，各个根据地都曾自行铸造、印刷货币，货币种类纷繁多样。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及其它苏区，都发行过纸币、辅币外及几种银币。

  其中中央苏区发行三种银币，二种贰角面值、一种壹元面值；湘赣苏区地发行三种银币，面值均为壹元；湘鄂赣苏区发行过三种银币，面值均为壹元；鄂豫皖苏区发行过一种，面值为壹元；川陕苏区发行过六种，面值均为壹元；陕甘、陕北苏区发行过一种，包括列宁头像银币，面值均为壹元。以上所有银币统称苏区银币。

  当时，铸造金属货币要使用冲压设备，一开始，造币厂使用的是笨重的100多斤重的花岗岩石碓，人工冲压成型，但是这种设备力度较小、着力点不均匀，效率很低，并且还把石碓给砸坏了；后来改用二三百斤重的生铁碓，但生铁较脆，结果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又报废了，不得不停产。

  直到1932年3月，红十二军攻克福建上杭，缴获了一套新式铸币机器和铜模；1933年8月，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又在攻克福建沙县后缴获了一台冲床，这时中央造币厂才得以恢复生产，而且实现了机械造币，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升，日产量达到了万枚。

  苏区建立自己的央行和发行货币，这就大大解决了苏区内银元枯竭、流动性严重缺乏的问题，这有效的对抗了发动的金融战——能预见，如果苏区没有及时建立央行和发行货币，苏区早在1932年可能就会经济崩溃。

  当苏区成功铸造出金属货币和印刷纸币后，苏区金融秩序建立，经济运行平稳，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开始策划打击苏区金融和货币体系。当时，蒋介石制定了“以军事为依托，政治经济齐头并进”的“围剿”策略，以求给予苏区“致命性的清剿”。

  派遣特工人员，进入中央苏区南端的会昌县筠门岭，联络当地的土匪，再派遣特别行动小组，潜入瑞金叶坪村，秘密了解了苏区货币的铸造流程和工艺，回来后即设立了假钞秘密印刷基地，同时也在筠门岭建立了金属货币铸造基地，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的苏区银元。

  由于苏区银元和纸币的技术水平较低，所以很容易仿制，由此印刷了大量伪钞和劣质苏区银元，然后通过特工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在苏区内投放。结果，一时之间苏区市场上伪钞、劣币泛滥，导致民众对苏区货币的信任迅速下降，出现了抛出纸币、兑换现洋的场面，同时国统区的商贩也拒绝接受苏区银元，导致对外贸易额大幅下降。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紧急制定了打击伪钞、假币的行动，一方面对民众宣传辨别伪钞和假币的知识，一方面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代理兑换国家货币、惩治破坏苏区经济、扰乱金融市场的法规条令，同时责成国家保卫局组建了假币侦破组，最终查获特别行动小组在苏区内的假币制造点，并抓捕了一批伪钞和假币贩售者。

  不过，由于这时的蓄意行为，仅仅端掉几个苏区内的假币制造点作用有限，要想恢复外贸，就必须要使用国统区商人能接受的货币。为此，通过上海党组织，终于购买到了一台“老鹰头”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之后，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白区通行的“老鹰头”银洋，这一做法有效地打击了国统区制造伪钞、劣币的行为，外贸也有所恢复。

  不过，在福建十九路军被剿杀、陈济棠渠道受阻后，中央苏区的经济又重新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

  此后，随着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贸易形势也变得日益艰难，从上表中可见，仅仅从食盐的消费来看，尽管各个贸易分局都竭尽全力开展贸易，但经济封锁还是导致中央苏区经济陷入困境，食盐消费量每人每年持续下降，而价格却一直在急升，最后至1934年，仅食盐一项就需要消耗银元1800万元，这还只能维持每人每年难以忍受的12两，连基本生存需要都无法满足。

  除了经济封锁外，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价格上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苏区货物无法输出、银元长期外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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